炒股配资平台排行榜 民谣诗人张玮玮,在音乐中与中年危机和解
发布日期:2024-07-22 16:32 点击次数:109新专辑《沙木黎》上线前一天炒股配资平台排行榜,张玮玮像往常一样去了工作室,内心却涌动着焦虑。他不知道,这张耗费三年时间做出来的电子民谣,会收到什么反馈。
如今,三个月过去,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松弛,落了地。新专辑巡演走过上海、广州等六座城市之后,12月25日是北京站。他将在一场静谧如梦境的舞台上,回望1997年初到北京闯荡音乐梦的自己。
过去三年,张玮玮从社交圈消失了。那张带给他诸多关注度、被誉为中国民谣圈近十年最好作品之一的《米店》,给他带来“民谣诗人”的赞誉,又被他全然抛在身后。
他放下木吉他和手风琴,扎进电子音乐制作人严俊的工作室,从头开始学起,把复杂的合成器融入民谣音乐的叙事中。
《沙木黎》是一张既不民谣也不电子的专辑,仅属于张玮玮。它广袤而浩瀚,温暖且神秘。每一首歌词,都是精炼隐晦的现代诗,蕴含多重虚幻的、遥不可及的深意。作家韩松落将专辑听了上百遍,觉得这是一张玮玮个人的佛音,每首歌都寄寓了心灵,如同房屋寄寓了人的身体。
在《沙木黎》里,张玮玮把横亘在民谣和电子乐之间的那道墙推倒。他要让听电子的人听到民谣,让听民谣的人听到电子。
打破、推倒、重建,再打破,再重建,是张玮玮音乐生涯的常态。
21岁,他从家乡白银买了火车票,一路北上“搞音乐”。在传奇的河酒吧,他与中国民谣最初的一帮音乐人小索、小河、万晓利一起,在民谣乌托邦的年代,喧嚣着彼此的青春。那些年,他为野孩子、美好药店与IZ乐队担任乐手,又与导演孟京辉合作戏剧。
30岁,随着民谣乐队纷纷解散,张玮玮面临危机。他意识到,音乐的梦是属于歌手的,“做乐手只是在别人的梦里,当别人梦醒,你就没地方飞了。”为了延长自己飞翔的长度,他几乎是被迫开始写歌。被无数文艺青年传唱的那首《米店》,就创作于“从乐手转型歌手”的低谷期,他说当时的自己,“没名没利,心里很干净,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写歌。”
35岁,他离开待了14年的北京,搬到大理定居。随着《米店》的火热,演出邀约突然增多,他开始奔忙在无数个音乐节之间。每次演出结束,辗转回到大理,就是疲惫、倦怠和虚无。
他选择退出乐队,在两年里销声匿迹。大理新家的房子耗费三年总算装好,张玮玮只住了半年,就再次逃离,只身去往上海,开始新的重建。
上海三年,张玮玮回避了大部分社交,把时间耗在工作室,每天写歌编曲,学习合成器。他觉得,自己就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,“在那里徘徊寻觅,找到了这张专辑。”
沙木黎是一个虚构人物,张玮玮不愿过多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,而是让它处于虚幻、宽广的时间与空间中,就像整张专辑的电子乐带来的浩瀚感一样,听上去是迷雾重重的多维梦境,却能在某一刻被突然击中。
《沙木黎》的歌词,每一首都像寓言。那是张玮玮从2019年起陆陆续续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的文字,上万字的积累,都是真实记忆。他把文字抽取出来,一点点打磨、凝练,成为抽象的、诗一般的句子。
“雨水惊醒了,山里的野蘑菇/它的生长,自由而美丽。”那是大理。
“睁开第三只眼睛/望着不同的方向/大马士革倒挂在空中/所有的故事,落下来。”那是天马行空的记忆碎片。
在他想象力奔涌的文本中,能看到他最喜欢的《哈扎尔辞典》式的魔幻拼贴与复杂意象,也能看到波兰科幻小说家史坦尼斯劳·莱姆、俄国作家米哈伊尔·布尔加科夫对他文学功底的影响。
40岁那年,张玮玮经历亲人去世,一度深陷中年危机。
“生命在流失,人总是会患得患失。好在有音乐的世界,在里面呆着,就像一个庇护所,可以化解很多东西。很多现实中不好表达的,说出来没人听的时候,变成好听的歌词,好看的歌词,自己就化解了。” 张玮玮说,《沙木黎》呈现的是人到中年的质感,“有用久了产生的色泽,也有时间留下的划痕。”
在生命的起伏曲线里,他再一次用音乐安慰自己,“留下这50分钟的声音,我很幸福。”
他感激自己能有能力从事音乐,将音乐当作慰藉和解法,直面那些困顿、迷茫的时刻。音乐在慰藉他的同时,也从他这里传递出去,慰藉到更多的人,这恰是音乐人的意义。
“我把这些年难过的事情,都放在音乐里。这些事情就过了,翻篇。”张玮玮说,待新专辑巡演结束,他将筹备第三张专辑的创作。
对话张玮玮:我的宿命,一直要在起伏里面待着第一财经:你似乎从不愿在某一个状态里面禁锢自己。从担任不同乐队的乐手,到与郭龙组乐队合作《白银饭店》,十年后,回到一个人的《沙木黎》。这种不断打破和蜕变,是怎样的过程?
张玮玮:《白银饭店》出来后的这十年,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回看自己,很多年是在蹉跎浪费。
那时候赶上音乐行业上升,演出多,特别忙,进入职业化的工作状态。参加一个音乐节,从出发到回来,前后一周,上台也就40分钟。一周接着一周,慢慢变成一种滚动,人在里面就虚了。
有些人不太会复盘,过去就过去了,那是幸福的。焦虑的人总要复盘,每次一复盘,就焦虑。站在台上没信心,演奏乐器也打动不了自己,弹着琴会走神。
做一件事好不好,要看是不是让你感受到澎湃和美好,那种力度会让人陷得特别深,哪怕是痛苦的、费劲的,也会让时间变得有深度。我改变不了生命的长度,但能改变时间的宽度,让时间更有分量。有质感的时间,是能带来结果的。
我总是折腾,去重新寻找,就是基于我必须找到能说服自己的东西,在手上拿着,让自己有信心。我得不停地拆了重建,重建了再拆,用比较刺激的办法。
只要你努力去找,一定能找到(结果)。就像淘金的人,在河边的泥沙里一点点筛,一定能筛出金子。原地待着,肯定找不到。只有走得特别远,特别累的时候,一转弯,见到风景,那是一种开阔的快乐。
第一财经:你常常对自己做音乐这件事产生怀疑?
张玮玮:自我怀疑是一直存在的,也是所有创作者都在面对的。
我是个理性的人,性格不太适合做音乐。我没法在某一个时刻说绽放就绽放。我是摩羯座,对秩序有很深的执念。工作室里,合成器的上百根线都弄得很整齐,桌面上不能有指纹,杯垫必须放在同一个位置。但音乐这个职业又是反流程、反秩序的。
自我怀疑也是神圣的一部分,怀疑了才会想,迷茫了才会找出路。我的职业宿命可能就是,一直要在起伏里面待着。
第一财经:你离开北京,搬到大理,跟野孩子乐队每天排练、演出,其实像是音乐乌托邦的生活。但你最终还是离开了大理,为什么在大理会有那么多的危机与变化?
张玮玮:大理很舒服,一年四季的气温都稳定,天气又好,让你一直待在舒适度里。在那儿生活的人,都在说生活表面的事儿,很平和、平淡。当初我也是冲着这个去的,但每个人的需求,不一定跟大理真的吻合上。
我在舒适和安全里,精神就会没劲儿。有一两年,我特别颓,总感觉困,刚睡醒就困,以为生什么病了,整天都是软软的,弹琴也弹不进去,生命力变得特别弱。
我需要谈论激情澎湃的事情,需要专注和研究一件事,需要生命的张力。恰好那时候40岁,跟中年危机撞到了一起。有时候演出完,回到家,躺两三天都不出门,很颓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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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朋友来大理看我,说到我的状态,他说,“你就是太闲了。”我反驳,我们演出很多,很忙。话一说出口,自己都觉得虚。
他说的闲,是不突破自己,是原地赋闲。这句话特别狠,你流再多汗,那也是赋闲。这跟环境、跟别人都无关,自己画地为牢,不能怨环境。
我从18岁开始做音乐,那么热爱,把音乐当作信仰一样。结果我变成在台上走神的人,我就不配站在那儿。怎么做一个合格的音乐人,是没有标准答案的,能自洽的,就都是合格的。就怕你不自洽,含糊,台下的观众都能看得出。
第一财经:从2020年筹备,到《沙木黎》面世,你用“徘徊寻觅”来形容自己的状态,去了“很远的地方”。这像是一场独自一人的旅程吗?
张玮玮:我对《白银饭店》有不满,花了60%的时间去录乐器,人声就录了一周,完全搞反了。我的遗憾,只有好好再做一张专辑,才能被治愈。
2020年秋天,我决定搬到上海,除了乐器和随身的东西,什么都不拿,从头开始。
2021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严俊工作室,他是中国顶尖的电子音乐制作人,我听了一下午合成器,买了台琴回去玩,三天就明白了,这是我要找的路。
这几年,我每天都是很固定的时间创作,每首歌都写好多遍,很折磨人。对电子乐,我是初学者,不是特别能理解和消化。
我喜欢电子乐的魔力,它太宽阔了,音乐就能把空气给撑开。电子乐其实是物理加数学,一个人就是一个交响乐团,要有宏观的角度,也要有细节。做电子乐很像建筑师,需要立体思维,一个人完成旋律、演奏、录音、混音。我接下去要好好学电子乐,如果想把所有的东西掌握,需要一辈子。
第一财经:沙木黎像一个虚构的人,整张专辑里,你用现代诗的方式,在梦境里向沙木黎述说,有怀念,有歉意。这张专辑对你而言是什么?
张玮玮:《沙木黎》挖进我内心很多地方,对我来说,就是一个告别仪式,我不再留恋和愧疚了。另一方面,这也是我学电子乐两年交出来的答卷。
这张专辑有多少人会听,我不太在意。就像《黑石》里的歌词写的,“有的升上天空,有的沉到海底。”它是一张纯个人的专辑,承载的都是个人化的记忆。
第一财经:谈谈你的父亲,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?包括那些显见的(让你学音乐),和这些年慢慢显现的影响是什么?
张玮玮:我父亲是老一代文艺青年,野路子再加上经过音乐学院的训练,后来做了音乐老师。小时候,常看他一人待在房间里,关了灯,坐在黑暗里抽烟,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小时候我经常干坏事,突然有人喊,“你爸来了”,我叫大家别动。就见我爸从我们面前径直走过去,但看不见我们。他走路常常都看不见周围。
他总是抄谱子,也不看电视。在工资只有两百多的年代,他花了3000多块钱从广州买回来一台钢琴。小时候,我特烦这些,但现在,看看我在干什么,就已经说明他的影响了。
生命是一体的。他在他那个时代起了个头,我在这个时代接着做这件事,因为一个人的一辈子不够长。我就是延续他的那个人,我们一起在完成音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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